长征的路线并非简单地直奔陕北，而是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下，边走边看，边打边选。红军起初有多个选择目标，湘西的贺龙，川西的广阔草原，甚至川陕地区的红军旧部，都显得比陕北更具吸引力。陕北那个“地瘠民贫”的地方，似乎远远不在考虑之内。
然而，到了1935年9月，一份在甘肃哈达铺捡到的报纸，成为了红军的方向标。报纸中提到，远在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依然坚守，刘志丹和谢子长已经在此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，给了红军希望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迅速改变了红军的决策。此前，红军曾计划穿越湖南，最终到达湘西与贺龙的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但由于湘江战役的惨败，原本数万人的红军只剩下不足三万人。现实的打击和敌军的围追堵截，让红军难以继续向西行进，选择另辟蹊径的想法愈发强烈。
展开剩余79%长征开始的计划并非要直奔陕北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，计划沿着西进的路线到达湘西，与贺龙会合后再建立新的根据地。但湘江战役后，五万红军遭到重创，敌人死死追堵，让红军面临前无去路、后有追兵的困境。红军一路西行，山川险恶，草地和雪山的艰苦环境，加之敌人围剿，让他们几乎无路可走。更为艰难的是，在四川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未能会合后，红军被迫寻求新的突破口。
正是在此时，来自陕北的消息为红军带来了最后一线生机。1935年9月18日，红军在哈达铺获得情报：陕北的红军仍在坚守，而且地势较为封闭，容易防守，民众支持红军的革命事业。这一消息让红军高层做出了一个痛下决心的决定——北上陕北。相比于其他选择，陕北地处边陲，军阀割据，既没有强大的敌军驻守，也能为红军提供更多战略选择。
1935年10月19日，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，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师，历时368天的长征宣告胜利。长征的终点并不在地图上最耀眼的地方，而是在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角落。看似偏门的选择，实际上是红军在绝境中重新找到的出路，证明了陕北对红军而言的战略意义。
起初，陕北并未被列为红军的首选目的地。红军在长征初期，曾计划过多个可能的落脚点：湘西、川黔交界、遵义、泸州以北的川南以及草地以西的川西藏区。这些地方理论上都能成为红军的避风港。1935年1月，红军进入贵州遵义，并且召开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，毛泽东确立了领导核心，红军打破了敌人的四道防线，暂时脱离了敌军的包围。然而，这一突破并没有为红军带来持久的安全。国民党调集大军围剿，红军再次陷入困境，不得不转战川西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，但由于战略分歧和地形限制，北上之路也同样受阻。
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，陕北逐渐显得更加适合。首先，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早已在陕北活动，建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。其次，陕北的地形封闭，广袤的黄土高原和沟壑纵横，给红军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屏障，敌军难以追踪。再者，当地的民众已经开始认同红军，认为他们才是“分田分地”的执行者，而非外来的入侵者。这种民心的支持，为红军在困境中找到了一片稳固的根基。
加之，陕北并不是一个军事重镇，国民党对该地区的控制力薄弱。这里没有强大的敌军驻扎，也没有特务的威胁，成为了红军最理想的落脚点。红军能在这里生存，并逐步发展壮大。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，红军开展游击战争，组织群众，逐步形成了强大的根据地。
陕北的地理位置也极为重要。它处在华北和西北之间，正好卡住了日军进攻的要道。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陕北成为了抗日的前沿阵地，对抗敌军的进攻，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防线。
对于外界的质疑，毛泽东曾说：“陕北是我们落脚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”。长征的艰辛旅程，最终把红军带到了这个看似不重要却极具战略意义的地方。陕北为红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，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长征历时二万五千里，每一步的选择都充满了艰难，但正是这片贫瘠的土地，给予了红军重新起航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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